我的母亲邓玉潜女士生于1924年9月。她早年就读于潮州金山中学，曾在潮州教过小学。母亲娘家原住在潮州。日本侵略我国，攻占潮州后，他们一家从潮州逃难到原祖居地大埔三河东文部。经人介绍，母亲于1942年与父亲结婚。父亲与我先母（何婉英女士，首任驻曰公使何如璋先生之孙女）原先生有两个孩子，先母因病逝世。所以，母亲一做新娘，就做起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到百侯后，母亲原可在大埔侯南学校教书。但为了照顾好两个弱小的孩子，毅然放弃教书的职业，专职做家庭主妇。她除要管好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外，还要服侍好年迈的家婆，还要耕种好家里的稻田和种烟地，特别是带好教好两个小孩。
母亲刚来时，两个小孩即我的育麟哥和秀媚姊，一个是4岁，一个是3岁。他们俩自小身体瘦弱，尤其是秀媚姊时常会支气管炎病发作。母亲从不嫌弃他们。有点好吃的东西，都让他们小孩先吃，自己才最后吃。在母亲的照料下，两个小孩逐渐长大，身体也变得较强壮。小孩衣服虽然不多，母亲都浆洗好，让他们整整齐齐上学。育麟哥中学时到老县城茶阳大埔中学住宿读书。每次出行前，母亲都细心帮他准备好所需的物件，整理好行李，并叮嘱他要认真学习。秀媚姊在本地百侯中学读书。为了让她更好地学习，母亲尽量少安排她做家务事，更没有让她干农活。母亲经常鼓励她，要认真读书，将来更好地为国家做事。育麟哥和秀媚姊在父母亲精心照顾下，健康成长，学业成绩都优秀，并先后考上当时全国重点大学武汉水利测绘学院。
母亲爱子女，惜子女，关心子女是长期的，一贯的。母亲到百侯后，生了三女一男。这样总共有六个孩子在身边。她爱护、关心每个孩子。对待子女，不论是哪一位，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。二姊秀朋姊初中毕业后，由于受到当时极“左”政治的干扰，而没有录取到高中。当时，家里支持她在武汉找学校读书。去武汉需要路费，只能想办法凑寻。家里有一张较有档次的被单，母亲很珍惜。她想拿去卖，却又不舍得，抱出去又到回来，走了三次，才把被单卖了。为了孩子上学，找路费，母亲算是拼了。朋姊到武汉，但那间学校不招生了，读书没有读成。1962年，汕头市华侨中学高中扩大招生。我们家在经济条件不充裕的情况下，又送朋姊到汕头读书。母亲为了多挣点钱，到山上墓地旁边种蕃薯，然后拿到街上卖，所得钱用来添加朋姊学习用费。朋姊考上中山医学院后，母亲非常高兴。母亲把她和我们哥姐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全部桂菜，腌制成咸菜干，跟同屋的宗亲南洋客换了一只手表，给朋姊学习用。家里稍有积蓄时，又买了一副进口听诊器，给朋姊学习用。总之，父母亲宁愿省自己，宁愿省吃俭用，都要让孩子学习好，工作好。
孩子一个个大了，成家了。母亲的心仍放在孩子的身上。秀媚姊第一个孩子出生，母亲马上赶到韶关，帮忙带孩子。到韶关后，听到朋姊要生孩子了，又匆匆赶到江西万载去为新生孩的降临做准备工作。并且在江西一鼓作气，先后带了朋姊的刚出生的两个小孩。石麟哥的三个小孩，母亲在家时，也一一精心照顾好。1978年期间，我也曾将3岁大儿子送到百侯娘家一段时间（４个月），母亲也悉心照顾，孩子在那段期间，长得特别快，更懂事。
父亲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同文书院（大学）毕业，是有真才实学，德高望重的老师。母亲平日对父亲尊敬有加，爱护有加，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，做到了夫唱妇随。父亲晚年时，患有老年痴呆症，母亲更是随出随入，怕他跌倒，怕他走失。为父亲洗屎洗尿（衣服），擦身洗脚，更不在话下。母亲一直服侍到父亲仙逝。
母亲在潮州长大，来到百侯后，慢慢适应新的生活环境。她重粗活虽干不了，但“灶头锅尾，针头线尾，家头教尾”，样样皆精。她炒得一手好菜，平时三餐的菜色，都搞得健康可口，我们现在依然回味。厨房里的“炆燉煮炒”功夫非常娴熟，客家传统食品“糍丸粄羹”，样样拿手，做得好。同屋人或邻居办喜事时，经常叫她帮忙做主厨。她有刺绣的功底，针线活干得好。父亲的校徽，她帮他缝在中山装上，与衣服浑然一体，看不出是缝上去的。一些小孩的衣服，都是她用针线活来缝制和改装的。她教育我们兄姊很严格，引导我们做一个好人，要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们若有做错事，她会反反复复劝导我们。我们兄妹都很感激母亲的培育；就是我们的儿女，也对祖母（外祖母）很感激，很感恩。
2007年，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怀念你，母亲。
来源：百侯人文
|梅州直聘|手机版|帮助中心|申请删帖|大埔网
( 粤ICP备17043518号 )
发表于 2023-5-16 09:10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