逛了这许久，何不进去瞧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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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山中学，我在其中就读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但它却在我生命中刻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。那份记忆与影响，几乎贯穿了我此后的几十年。 一、儿时印象 梅潭河在五虎山的东边绕了一个大大的“U”字形弯，再向西流去，不出十余里，便到了三河坝，汇入韩江。那个“U”形弯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彩带，或者像是一柄天神虎将手持的弯弓。 这道河湾把当时县城的中心区——六七十年代规模尚小，不过一两条简陋街道——与龙岗、古城、新村三个生产大队围在了中间。县城坐落在五虎山北边，东是新村，西北是古城，西南是龙岗。 这些年，不少大埔老乡与我攀谈，问起籍贯、姓氏，末了总要追问一句：“湖寮镇也有姓张的吗？”问得我颇为惭愧。我是地地道道的湖寮人，一口“哒正”的湖寮声，做不得假。我的家就在那道河湾的底部，靠近杨梅田大桥的地方。老宅叫西林张公祠，建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已逾一百五十载，是座可容上百人的典型客家围屋。当年尚属县城郊区，如今已划入城区范围。 查百度地图，我家到虎山中学约2.5公里。因这缘故，我很小便对虎山中学——当时还叫红卫中学——留有印象，甚至可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。 最早的记忆，当属学校门前的广场，也就是虎公坪——虎山公学前的草坪与广场。那是当年县城最大的广场，虽只是夯实的黄泥地，却是全城最热闹的所在。所有大型集会、批斗会，尤其是公审大会，都在这里召开。每逢会期，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人山人海。我年幼时便常跟着大人往那里跑。 虎公坪东侧有一座简易舞台，约六七米高、二十多米长，后边就是大埔县公安局，后来法院、检察院也设在其中。舞台平常也演些文艺节目，充当主席台，但在众人印象里，它更常被称作“审判台”。那时节常有“立审立决”之事——县里刚判了死刑，特别是所谓“现行反革命”，便当即在台上宣布，押上解放牌敞篷货车，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。口号声山呼海啸：“坚决镇压反革命，扫除一切害人虫！”随后拉到五虎山后的大沙坝枪决。那是年轻人最爱看的热闹，叫“看打靶”。事后他们总要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，管枪毙叫“吃花生米”——大约子弹与花生米确有几分形似。我年岁太小，始终没去现场看过一次。 倒是虎公坪西侧，我曾亲眼见过不少被称作“地富反坏右”的人，捆在千层树上，胸前挂着打叉的牌子，头戴高帽，有的甚至扣着铁桶、尿桶，当中据说也有不少知识分子。那场景，至今想来仍觉诡异而惊悚。 那是六十年代末、七十年代初的事。 在我最早记忆里，当年县城最气派的三个地方都聚在五虎山下：县政府、大埔电影院、虎公坪和虎山中学（红卫中学）。这里有全城最好的建筑、最高的楼。湖寮县城不过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小块冲积平原，儿时眼中，虎中周围池塘连片，柳树成荫，风景极佳。说来也怪，离乡几十年，梦回故里时，浮现的也总是儿时的电影院、虎公坪，还有那池塘和柳树。 儿时最向往的地方是电影院。六七十年代，甚至到八十年代初，最高级的娱乐莫过于看电影。乡下放一场露天电影，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简直像过节——要提前洗澡换衣，早早吃完晚饭，搬张小凳子赶去占位。而电影院放的可是新片，有座位，有遮风挡雨的屋顶，不必像露天场那样中途亮灯换胶片，偶尔还有宽银幕，那便更加高级了。只是票价一毛到一毛五，对我们这些穷小子来说实在昂贵，没有特别由头，绝不敢奢望。所以每次走近大埔电影院，望见那两根巍峨的大柱，踏上那一级级高高的台阶，心头便涌上一种朝圣般的激动，仿佛进入宫殿一般。或许正是儿时这份向往，让我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了影视圈子。 虎山中学的校门则有六根大柱，主楼高三层半。六七十年代，这两座建筑应是县城最高大宏伟的了。 后来我去过许多学校，包括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。儿子在美国读高中，升大学前我专门陪他走访了哈佛、耶鲁、MIT，还有约翰·霍普金斯、弗吉尼亚大学、布朗大学、维克森林等一众名校。说实在的，真没见过像虎中那样巍峨雄壮的校门。哈佛的校门朴素得如同普通小区入口，MIT更是不事张扬，耶鲁校园建筑精美绝伦，校门却也不甚出彩——当然，这或许与这些大学不重门面、不设围墙的传统有关。正因如此，每见虎中校门，我便不由自主地心潮澎湃。 当然，在特殊年代，那座高耸威严的大楼也有不少说法。一说国民党时期曾有穿军装的教官出入，楼里还存放过枪支甚至机枪，被视作“反动堡垒”。十年动乱期间，据说这里还发生过武斗，甚至开了枪——不过那时我年纪太小，未曾亲见。到我记事的年纪，已是“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”、政治挂帅的年代，整个社会对教育既漠视又鄙视。七十年代初，出了黄帅、张铁生这些“反潮流”和“交白卷”的英雄，口号是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，就是不学书本知识。所以印象里，从红卫中学经过时，总影影绰绰地看见师生们挑着尿桶、扛着锄头，一副要下地干活的架势。有一段时间，大部分师生还被迁往大水分校。那时的虎中，与普通中学并无两样——那个年代强调的是一致，除了满眼的红色，建筑和服装都以蓝、灰为主色调。 二、结缘虎山名校 我对虎山中学真正生出敬仰之情，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。邓小平复出，第一件事便是改革高考制度，整个社会的风气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此前我们农村孩子最大的盼头就是脱离农村、走出苦海。六七十年代最好的出路是当兵，但要出身好、身体好、有关系，当兵的最大目的就是跳出农门，成为吃皇粮的公家人——农村的日子实在太苦，关键是没有任何保障。城里人是人人羡慕的对象，双职工家庭子弟更像是天生的贵族。到了七十年代后期，当兵不再包分配工作，吸引力大减。高考一恢复，考上大学哪怕只是中专，都能包分配、有干部身份、端铁饭碗，人生便可彻底翻盘。这吸引力，实在太大了。整个社会顿时重拾了对学习的敬畏。 1978年第一期《人民文学》刊出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风靡全国，“臭老九”的社会地位一夜之间天翻地覆。尤其是1978年大埔全县统考，把最拔尖的学生都选拔进虎山中学这所最高学府，这块金字招牌在全县人民心中闪闪发光。在许多人看来，那时能考入虎中——当时还叫红卫中学——不啻于中了秀才，一个乡镇才考上一两个人，全县仅招两百人许，当真与考秀才相差无几。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位邬亮明老师，中山大学数力系毕业，曾在大连一所大学任教，为照顾老母亲调回虎中教数学。我们这些小孩将他视若天人，只敢远远地仰望，从不敢上前搭话。 1978年，学校由红卫中学改称大埔中学，1981年才复名虎山中学。 我第一次走进虎山中学，大约就在1978年。彼时我还在新村小学附属初中读初二，对虎中满怀膜拜之心，总想进去一探究竟。一天，我与同生产队的同学陈永发，从学校东边的菜地穿过教工平房宿舍，溜进校园。刚拐过弯，便被一间标本储藏室吸引住了——从窗口望进去，里面杂乱地摆着羊、鹿、猫头鹰、老鹰等各种动物标本，活灵活现，我们从未见过这般逼真的东西，看得入了神。突然一声严厉的普通话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回头一看，一位穿着中山装、戴着眼镜的瘦长脸中年教师正警惕地盯着我们。我们解释只是觉得标本好看，想看一眼。那位老师却严厉地盘问了好一阵，还要我们翻出口袋来给他检查，直到我们说出有位好友在初二读书，才肯放行。 后来才知道，这位说普通话的严厉老师是教政治的陈子仁老师。后来他因在大考尤其是高考中猜题极准而名声大噪。 当时我便觉得，进虎中真是不容易。 其实我在新村小学附中（刘氏学校）初二时的成绩相当不错，一直名列前茅，还得过优秀生奖励——免了一年学费，在我们附中已算最高荣誉了。 1979年参加全县统考，我如愿考进了大埔中学（虎山中学）。我们村共考上五人：罗建标、蓝太行、蓝志强、陈永发和我——除了罗建标，其余四人都是新村小学的同学，即下新村人。我们生产大队分上下两个小学，初中合在新村小学附中，设在上面新村刘氏学校。 全县仅招四个班，每班四五十人。不少公社总共只考上三四人，我们一个村就出了五个，很是风光。 考入虎中，只是一个开始。那里有一批怎样的人物在等着我？且看下篇——《虎中漫忆②：那些名师与一辈子的兄弟》。 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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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6-8-14 09:23
